在这次军事活动中，韩愈坚决支持主战派裴度，积极配合其行动，并做出了贡献。事成之后，他在奉命撰作《平淮西碑》时，又将首功归于裴度。但如上所言，裴度对韩愈的文学创作颇有保留意见，没有引荐他担任过什么文字方面的要职。裴度与韩愈的一致之处，主要在政治方面。

刘禹锡在贬斥远州时，受到过裴度的援救之恩，但在评价淮西之役时，却是不满于韩愈的过分归功裴度，从而不满于韩愈的《平淮西碑》，转而赞扬段文昌的《平淮西碑》。事后看来，裴度不以此为忤，反而引荐他出任文字方面的要职。说明刘禹锡在文学方面与裴度的品评标准更为一致。

这就说明，刘禹锡和韩愈之间，不但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文学观点上，都存在着分歧。

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奉命为之编纂《柳河东集》，他打破了总集前端首列赋体的惯例，将《平淮夷雅》置于全书之首，说明他对柳文中的这一部分特别重视。

这样做，颇有与韩愈分庭抗礼的意思。

刘禹锡在与韦绚闲谈时一再吐露过心声。他曾说：

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曰：“‘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夷雅》之云‘仰父俯子’。”禹锡曰：“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柳云：“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唐语林》卷二，原出《刘宾客嘉话录》）

柳宗元和韩愈都是古文运动中的主将。他们在反对骈文写作古文的活动中，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由于两人在气质秉性和生活道路等方面有差异，在文学观点上也就有很多不同。即以上面提到的句法与章法方面的问题而言，也说明了两人的着眼之点与致力之处有所不同。

林纾《春觉斋论文》在《用字四法》中提到古文写作中有一种“拼字法”，云“古文中拼字，原不能一着纤佻，然用此拼集庄雅之字，亦足生色。盖拾取古人用过字眼，便嫌饤饾，故能文者恒自拼集，以避盗拾之嫌。”唐代古文大家韩、柳最擅长此法。用这种方法构成的句子，往往给人一种矫奇不群的感觉，而这正是韩愈等人所刻意追求的。《平淮西碑》中就有“圣子神孙”“文恬武嬉”“兵利卒顽”“进战退戮”“左飧右粥”等句，《平淮夷雅》中也有“南征北伐”“归牛休马”“冲勇韬力”“右翦左屠”“仰父俯子”等句。比较起来，柳宗元造的句子比较平实，没有什么弊病，但似缺乏奇警的深致。韩愈的造句则好坏悬殊，如“文恬武嬉”，就是以其语新意奇而被纳入了我国常用成语的行列；而如“左飧右粥”之句，则由刻意求新而流于晦涩费解。大约这也就是裴度批评的“以文字为意”的磔裂章句之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