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为蒙古语译音，是投掷的意思，也是指链锤布钽一种投掷器。原为古代蒙古族牧民狩猎的工具和护身的武器之一，后发展成为蒙古族以及整个北方民族传统的投掷游艺形式之一，并成为了那达慕大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由于生存的需要创造了布鲁，即创造了以木棒投击野兽的方法，而那时的木棒就是原始的布鲁。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工具和武器日渐改善和更新，这类打布鲁投掷也变成了一种专门的投掷游艺活动形式，而布鲁也由一根直棒改为一头弯曲的器械，其功能除狩猎、护身外，又被用来练习投远和投准，发展成了一项传统的游艺活动形式。古代传统的布鲁包括三个部分：头部，长度为长～厘米身部，长度为长～厘米把，长度为～l厘米。布鲁的形状为扁、圆等形式，重量约～克不等。由于形状和用途不同，又可分为几种类型：一种叫“吉如根布鲁”，这是一种铜铁制成的心状物，系着一根铁布鲁长皮条，主要用于在近距离猎获大型野兽。用力掷出后，可以穿透野兽坚韧的毛皮，直取要害，就是猛兽也会立时毙命第二种叫“图固立嘎布鲁”，是木制的圆形物，前部灌有铅或包有铜铁，重量轻、速度快，适用于打一些机动性很强的小动物，如野鸡、野兔等第三种为“海雅木拉布鲁”，是镰刀状的木制物，只用于平时练习。当打“布鲁”发展成为一种专用的民间游艺形式后，其游艺方式演变为比赛掷远和掷准两种形式。掷准比赛又分定点目标和活动目标。这些活动常用来提高狩猎技能，是狩猎的基本功。由于在狩猎时布鲁能同猎枪发挥同等效力，且投掷布鲁技术好的猎手可以比持枪猎手优先命中禽兽，因而技术优秀的投掷者被人们誉为“木枪手”。

弹弓

在清人杜文澜编辑的《古谣谚》一书中，收录有一首汉代都城民谣，其中这样唱道：“苦饥寒，逐弹丸。”歌中唱的是汉武帝宠臣韩嫣的故事。韩嫣依仗汉武帝刘彻的宠信，生活放荡无度，挥金如土，好用弹弓打鸟，以为嬉戏。每至郊外打鸟，必携金弹丸十数枚，以夸其豪富。都城百姓，生活饥寒困苦，韩嫣每次打鸟，穷苦百姓必尾随其后，争先拾金弹。这虽然反映了古代豪富穷侈极欲的腐朽生活方式，但也向我们表明，汉代人们已把弹弓用以游戏了。不过，究其渊源，早在史前人类的狩猎活动中，就已经出现了发射弹丸的弹弓。半坡村遗址出土球类器物达件，其中石球件，陶球件。江南的河姆渡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石丸和陶球，只是石球小型化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为保护庄稼而应用弹弓的事实。发射弹丸的弹弓与一般弓相似。但弦以竹、藤为之，中央有一个兜，可置一至三枚弹丸，供射鸟使用。云南傣、佤、布朗、拉祜等民族都有这种弹弓。我国甲骨文中的“弹”字，其形象就与此类弹弓完全一样，说明竹弹弓由来已久。《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载射手陈音答越王说：“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父母为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之渭也。”弹弓的出现和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断竹续竹”是砍断竹子做弓弧，再以竹条为弓弦“飞土逐肉”则说的是用竹弓发射弹丸，猎取禽鸟。

弹弓这种器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作为庄稼的防护器具和行猎的工具存在的，在此基础上，又演变成了民间游艺的重要娱乐形式。

历史上在提到弹弓时，还常常伴随以一个不大美好的甚至行径恶劣的故事。比如春秋时那个坏蛋晋灵公就曾站在台上，用弹弓打人。不过也有佳话，比如西汉时的宣帝刘询曾下过这样的诏书：“其今三辅毋得以春夏擅巢探卵，弹射飞鸟。”一位封建帝王能这样做，不失为一段爱鸟的佳话。

元代也曾严令禁用弹弓和袖箭，不过那不是从爱鸟出发，而是怕人拥有兵器而反抗元蒙的统治。

儿童以打弹弓为戏的文字记述，大约以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为最早了，该书卷十有云：“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挟弹丸在下，迎而欲弹之。”南朝陈·徐陵《徐考穆集》、唐白居易《长庆集》、吴筠的《两同书》、陆龟蒙《甫里集》等诗集中，都有不少记咏弹弓打鸟以为游戏的诗作。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中记载市井中专事打弹者，如杨宝、蛮王等十人。清代北京街头有专卖弹弓的小贩，儿童们花上几个铜钱就可以买到一个。王隐菊等人编著的《旧京三百六十行》一书记述说：“卖弹弓、卖袖箭的小贩，多赶庙会或到厂甸摆摊出售。弹弓系用竹子制作的，其弦的中间附有圆形小槽，是丝编成的，弹槽内安上泥丸，对准枝头小鸟把弹丸射出去。”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二《清述异》中记载了乾隆年间，有人自滇南而归，聘悬“铁胎弓”者保镖，保镖者声称“我张氏铁胎弓，累代驰名……(两女)张弓取铁丸对弹，但见两弹相触，铮然进落，连发二十余丸，无一参差者，观者骇绝。”滇南是云南的别称，其地少数民族甚多，而此技在少数民族中多有保留，“累代驰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以“铁丸对弹”，显然是这种技艺的一种竞赛表演形式，它具有观赏娱乐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