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魏晋文人的社会地位是依他们的门第官爵而定，他们的诗文不一定特别好，但一定时期的文风潮流却是由他们领导着的。寒士要把文义作为仕进手段，他的诗文一定要能受到大家称赞，他就不能不心摹手追当时的文风。所以，士大夫们清谈玄学，文学上就会时行玄言诗；士大夫们崇尚隐遁，文学上就会有招隐诗；士大夫们的作品绮靡，文学上可以形成俪典新声的风气；士大夫文重事义，可以使文章殆似书抄。魏晋诗文的作者多在上层士大夫中，他们只是生活在公宴、游览等圈子里，因而读他们的作品，总感到时代性明显而彼此的个性不强。

三

魏晋的玄学清谈，在《世说新语》里资料很多，《文学》一篇尤其集中。

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名士群集，互相品题，臧否人物，嘘枯吹生。例如：李膺赞叹荀淑、钟皓说：“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德行》）陈蕃评周乘是：“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赏誉》）李膺被当时人品题为“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党锢之祸，很多名士杀身破族，于是一部分名士渐渐缄默了。有一代人伦之誉的大名士郭泰也闭门教授以终。黄巾起义以后，当时的州牧、郡守大多是名士，他们都善于臧否人物，称为清谈。这时的清谈仍是清议的另一种说法。曹操杀孔融，杀崔琰，放逐祢衡，尤其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不仅是曹氏党羽的何晏、邓飏、诸葛诞、夏侯玄、李丰、嵇康、吕安等，均为司马氏所杀，就是党附于司马氏的钟会，也不能免祸。只有阮籍，“言及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至慎”（《德行》）。清谈发展到此时，过去的讥评时事、臧否人物的清议的精神完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言及玄远的玄学清谈了。不过品评人物的清议形式并没有绝迹，只是这时的清议已掌握在九品中正制下的士族官员手里了。像山涛为吏部尚书，“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政事》）。

从清议到清谈，是由评论时事、臧否人物逐渐变成谈论这种评论所依据的原理原则，从具体变成抽象，从实际政治变成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从人物评论到才性四本以及性情之分。曹魏齐王芳正始以后，这种清谈已经发展成熟，“清谈”一词，就专指玄远虚胜之言，就其内容所反映的意义而论，清谈即玄学，清谈所谈的原理就是玄学的内容。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玄学思想的产生也自有其渊源。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当时还是综合名法，不废黄老，但儒家思想在学术思想中已占支配地位。东汉后期，矛盾百出，危机四伏，儒家思想的统治基础动摇了，儒家经学也或支离破碎地解释经文，或流于谶纬迷信，几已沧入末流。曹魏以来，世家大族经济日益发展，带有“自然”、“无为”对命运不作反抗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

魏晋之际的士族名士认为《周易》的“寡以制众”，“变而能通”，《老子》的“崇本息末”，“执一统万”，《庄子》的“不谴是非”，“知足逍遥”，都是对士族享有特权的有用的思想资料，因此推崇这三部著作，总称“三玄”（《颜氏家训·勉学》），这并非偶然。

清谈的具体情景，一般是名士会集，分成宾主两方，谈主首先叙述自己的论题和意见，称为“通”；难者即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为“难”。一个论题，可以经过“数番”讨论。例如支道林、许询、谢安等，聚集在王濛家里，进行有关《庄子·渔父》为论题的清谈。支道林先“通”，四座之人也各言其怀，然后谢安来“难”，结果是四座之人莫不满意（《文学》）。有时也由谈主本人自为宾主，翻覆分析义理。例如何晏为吏部尚书，谈客盈座，年未弱冠的王弼去作客，就先前别人谈过的论题“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学》）。清谈结束，有时宾主双方，一胜一负，有时不能决出胜负。如支道林、许询会集于会稽王司马昱斋头，谈论佛经义理，“支通一义”，“许送一难”，结果是难分胜负，“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由第三者来作总结性发言，如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争论而不相下，由裴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