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咸丰皇帝即位后，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太平天国起义；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上下并没有从中学到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挨打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

咸丰四年（1854），《南京条约》届满13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税，外国公使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虽经交涉但没有结果。

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的借口。事实上，“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是早已过期了。广东水师于10月8日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跟英国没有丝毫关系。

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宣称“亚罗号”乃英国船只，并且捏造说中国士兵曾侮辱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把被捕的人释放，并赔礼道歉。叶名琛的态度非常强硬，据理力争，坚持不赔礼道歉，只答应把逮捕的人放掉。

说到叶名琛，熟知历史的人，就会想到他提出“六不政策”，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措施。因为这个措施，叶名琛被英军俘虏，死后又被咸丰帝剥去爵位，从而遭到后世的嘲笑。但是，叶名琛的笑话，并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原因，而是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叶名琛只不过是错误政策的牺牲品罢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对外方针一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这条方针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一个让人难以两全，不可能实行的死方针。然而，尽管英国已进攻广州，“边衅”已开，蒙昧自大的清政府却仍然死抱着这一方针不变。多次谕令叶名琛“既不可意存迁就止愿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

叶名琛只得在这“宽猛两难”中，按照朝廷旨意行事，“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

当然，有一点要说明，叶名琛愿意严格执行清政府这一条前后矛盾的死方针，与他本人的出身、经历和知识有密切的关系。

介绍一下叶名琛。他是湖北汉阳人，从他的曾祖起，世代为官。道光十五（1835），叶名琛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踏上仕途，一路顺畅，到了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已当上了广东巡抚。从初入仕途到一方大员，叶名琛只用了短短13年时间。到了咸丰二年（1852），叶名琛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可谓青云直上。这造成了他对清朝皇帝的感恩心理和愚忠。因此，在处理政务中，他坚决依照皇帝的旨意，不敢稍作半点的更改。

从知识结构上看，叶名琛是在传统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特点是：迂腐、喜欢说大话、缺乏世界知识。然而，就这样一个迂腐的官员，却通过两件事的偶然成功，获得了擅办外交的美誉。

第一件事是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3月，英国人欲入城，巡抚叶名琛与总督徐广缙采用的办法是一方面向英国人宣示不准进城的“假圣旨”，以不失天朝国体；另一方面又加强海陆边游，并利用当时民众反进城的声势，企图以兵威吓退侵略者，以达到“不启边衅”。这个办法本来是行不通的，但由于当时的侵略者准备不足，不想在这时候打仗而搁置了入城的要求。因此，叶名琛等人这一次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第二件事是叶名琛处理的一桩洋教士潜入内地的案件。这一次，他用的办法强硬的“申列条约，奏交各国领事，严加约束，勿任复至内地”。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没有洋教士可到内地传教的条文，所以叶名琛这次又获得了“不失国体”“不启边衅”的成功。

这两件事的侥幸成功，更增加叶名琛对清政府前后矛盾方针的坚定性。然而，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准备并不充分的英国侵略者，清政府的对外方针已经不能实行，如今面对蓄谋已久的英法联军，清朝政府的这条方针就更是行不通了，死抱着这条方针的叶名琛，只得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措施，以任凭侵略者宰割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对清政府的忠心和对清政府所定政策的坚决执行。

由于清政府明文规定“不开边衅”，叶名琛提出相应的“不战”对策，既不能战，自然也“不守”，因此，“不战”“不守”四字是清政府外交方针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