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

【11】爱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10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先生曰：“羲、黄11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爱曰：“如《三坟》12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1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译文】我询问先生对文中子和韩退之两个人的评价。先生回答道：“韩退之，是文人中的豪杰；文中子，是贤明的儒者。后人只以文章诗词的缘故推崇韩愈，其实韩愈与文中子相差很远。”我问：“那么为什么文中子会因为造经而遭到后世指责呢？”先生说：“仿造经书之事恐怕不能完全否定。你且说说看，后世儒者们著书立说的用意与文中子的造经之事相比如何？”我说：“后世儒者们著书立说，追求声名的心思当然有，但大体以明道为宗旨。而造经则纯粹是为了名声。”先生说：“著书立说来阐明道理，那是效法谁呢？”我说：“孔子曾删订《六经》，目的在于阐明大道。”先生说：“那为何唯独文中子的造经就不是效法孔子呢？”我说：“著书立说是要对大道有所阐发。而造经则仅仅模仿孔子删订《六经》之形式，对于阐明大道并没有什么帮助。”先生说：“你以为阐明大道的人是使他们回归淳朴状态，而在现实中笃实行动吗？还是要炫耀其华丽言辞，仅仅求得世人知晓他而已？天下混乱，主要在于虚浮的文辞盛行，而笃实的行为欠缺。假使大道明白于天下，则《六经》也不必阐述。孔子删订《六经》是不得已。伏羲画出八卦，然后到文王周公，这中间《易经》有《连山》、《归藏》等，纷繁杂芜，不知有多少，《易经》的真正精神被淆乱。孔子因为天下喜好文辞的风气日益昌盛，知道各种学说将没有一个尽头，于是才吸取文王、周公的学说而倡导它，认为只有这种学说才是《易经》的真正精神所在。于是其他各种纷扰的学说完全废弃，天下谈论《周易》的开始归为一统。《尚书》、《诗经》、《礼》、《乐》、《春秋》五经都是如此。《尚书》自《尧典》、《大禹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以下，如《九丘》、《八索》之类，一切淫秽放荡的诗词，不知道有好几千篇；《礼经》、《乐经》中的各种名物制度，也是数不胜数。孔子都进行了删订和改正，然后其他各种学说开始废弃。如今《尚书》、《诗经》、《礼经》、《乐经》中，孔子何尝加入了自己的话？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都是后儒附会造成的，已经不是孔子当时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都说是孔子写的，其实都是鲁国历史的旧文。所谓‘笔’，只是顺延旧有的文辞，所谓‘削’，是删除繁琐重复，总之是有减无增。孔子阐述《六经》，担心繁杂的文辞扰乱天下，追求精简，使得天下务必去除繁杂的文辞，以追求真实，不是要以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繁杂的文辞越来越昌盛，天下也越来越乱。秦始皇焚书遭到后人指责，是出于个人私心，又不应当焚烧《六经》。如果当时志向在于阐明大道，对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学说，全部拿来焚烧，则正暗合孔子删订《六经》的用意。自从秦汉以下，文辞又日益兴盛。想要彻底摒弃，自然不可能，只适宜效法孔子，选取那些接近大道的东西而传播宣扬，则那些怪诞荒谬的学说，也就自然慢慢废弃了。不知道文中子当时造经的用意怎么样？我深切感受到他造经这件事仍然有可取之处，哪怕是圣人再出世，也不能轻易改变。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就是因为虚文昌盛而实行衰退，人人都各抒己见，标新立异以求显赫，以此在世人面前炫耀获得好的名声，扰乱了天下人的聪明智慧，混淆天下人的耳目，使天下跟风争着修饰文辞，以达到为世人所知晓的目的，而不再知道有崇尚实行、回归淳朴的行为，这都是著书立说的人带来的影响。”我说：“著述有的也不可或缺，比如说《春秋》一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很难看得明白。”先生说：“《春秋》必须靠《左传》才能明白，这是歇后谜语。圣人何苦要使用这种艰深晦涩的词语？《左传》也多是鲁国的旧文，如果《春秋》必须靠《左传》才能明白，那么孔子何必删削？”我说：“程伊川曾说：‘传是案，经是断’，比如写杀某个君主，讨伐某个国家，如果不详细说清楚这些事，恐怕也难以判断。”先生说：“程伊川这句话，恐怕也是沿袭了先前儒者们的讲法，还是没有领会圣人编订经书的用意。如写‘弒君’，那么殺君就是罪，何必追问殺君的详细情况？征伐诸侯国的命令必须出自天子，写‘伐国’，则‘伐国’就是罪行，何必去追问讨伐国家的详情？圣人阐述《六经》，主要是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养天理，去除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情，圣人都说过；有时是因人请教，看事情的重要程度而有不同讲述，但也不肯讲很多，担心有人专门拘泥在语言上，所以孔子说‘予欲无言’。如果是一切放纵人欲、残害天理的事情，又怎敢详细地写出来给别人看呢？那岂不是助长混乱，引导奸佞吗？所以孟子说：‘孔子门下，没有人讲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后世没有把这些东西传下来。’这就是孔门儒学所定下的规范和准则。后世儒者只讲称霸的学问，所以要知道很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片功利心，和圣人述说经书的用意正好相反，怎么思考得通畅呢？”由此先生叹息道：“不能上达天德的人，不能轻易和他谈论这些东西。”

先生又说：“孔子讲：‘我还能够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那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这一篇，只相信其中的两三段话而已。’孔子删《尚书》，对于唐尧、虞舜、夏禹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不过几篇而已，难道就没有记载其他事？但所讲述的只有这些，圣人用意由此可知啊。圣人只是要删除那些繁杂重复的文本，后来的儒者们反而要添加上。”我问：“圣人制作经书，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春秋五霸以下的历史，圣人不想详细地写出来给人看，那确实如此。但对于尧舜这些古代圣王以前的历史事实，为何也简略少见呢？”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的历史，事迹疏散，流传下来的也很少。由此也可以想象，那个时代全都是纯真素朴，几乎没有什么文采风气。这就是太古时代的治理状态，不是后世可以比得了的。”我说：“如《三坟》这类东西，也流传了下来，孔子为何要删除它呢？”先生说：“纵然有流传，但也因为世道变化，逐渐变得不合时宜。风气越放开，文采日益兴盛，到了周朝末年，即便想变回到夏商时代的习俗，也不可能了，何况唐尧虞舜的时代呢！又何况伏羲黄帝的时代呢！然而不同时代具体治理方法虽然有差异，但治道却一脉相承。孔子效法尧舜之道，仿效文武做法。文王武王的做法就是尧舜之道。但根据不同的时代设置不同的治理措施，具体政令措施已经各自不同。就是夏商时期的治世方式，放到周朝，已经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所以周公想要继承三王之治，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就仰天深思，夜以继日，况且太古时代的治理，怎么能再次实行呢？这本来就是圣人可以略过的地方。”又说：“专讲无为，不能像三王时代的因时而治，而必定要奉行太古的习俗，这就是佛教道家的学术主张。因时而治，不能像三王那样坚持一以贯之的道，而以追求功利的心思实行治理，这就是春秋五霸以下所奉行的。后世儒者们讲来讲去，只是在讲称霸的法术。”

王通（584—617），字仲淹，门人私谥“文中子”，隋朝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任蜀郡司户书佐。

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卒谥文，又称韩文公，唐朝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官至吏部侍郎，倡导儒学，辟佛道，有《昌黎先生集》。

拟经之失：指王通仿效《六经》而制作经书，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司马光《补传》曰：“《礼论》二十二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后世儒者多以此讥讽其好名之心。

《六经》：孔子晚年编修删改《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和《春秋》六种经典，即《六经》。

《连山》、《归藏》：《周礼·春官·宗伯》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连山》相传为夏朝的《易》，《归藏》相传为商朝的《易》，后都失传。

《九丘》、《八索》：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笔削：语出《史记·孔子世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伯（bà）：古同“霸”。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意为孔子说：“我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有马的人，先借给别人使用，这种精神，今天没有了吧。”

语出《孟子·尽心下》。

羲、黄：分别指伏羲和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