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孙武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

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孙武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损耗，对可能造成的亡国丧家的巨大风险，均在《孙子兵法》当中得到明晰表述。《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具有这种见识的孙武，不可能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慎战”，清醒地意识到动用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国家冲突的最好途径，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迫使敌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孙子兵法》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第三，行之有效的“战胜”思想。主张使用非暴力手段取得“全胜”思想的孙武，并没有像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加强战备，增强军事实力，辅之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敌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使其闻风丧胆，不得不降，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的理想境界。因此，如何采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手段战胜敌人，自然成为《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攻方向。孙武毅然挣脱西周以来“军礼”的束缚，明确喊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口号，并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术谋略。在《计篇》中，孙武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在《谋攻篇》中提出依据兵力多寡，相应调整对敌战术的方法，即：“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形篇》中，他提出了壮大实力、强大自我的“不可胜”主张，即“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并进而研究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所谓：“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势篇》中，他拈出了“奇正”范畴，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在《虚实篇》中，孙子分析了兵力的集中（专）与分散（分）而造成的强弱虚实问题，认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并进而提出了“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命题。在《军争篇》中，他探究了军队如何利用行军争夺先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顺利到达预定战场。在《九变篇》中，他要求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做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在《地形篇》中，他强调了地形作为“兵之助”的重要价值，提醒用兵者研究地形：“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九地篇》中，他提出了扰乱敌人战术安排的措施，即“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在《用间篇》中，他阐述了间谍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决定斗争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等等。这些论述，均体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原则，千百年来被奉为行之有效的用兵法宝。

第四，重视将帅素质、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军理念。将帅作为军队的统领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问题，《计篇》把此与“道”、“天”、“地”、“法”并列为“五事”，并将“智、信、仁、勇、严”视为将帅所必备。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应具有忠君爱民、不求功名的品质，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在为将帅设置了各项素质指标的同时，他在《九变篇》中还指出了将帅容易产生的五种致命缺陷，也即“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用兵者自当时刻戒惧“五危”，以避免“覆军杀将”的可悲命运。

如何对待士卒，也是检验将帅素质的重要指标。孙武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兵原则。《行军篇》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既要有严肃的军纪法规，士卒一旦违逆便应惩罚；同时又要用怀柔策略使士卒亲附，以教育手段提高士卒能力。孙武提醒用兵者在士卒未亲附前，不宜进行惩罚，要做到恩威并施，把握合适时机。在《地形篇》中，他还提出了“爱兵”但不可“惯兵”的主张，即“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又不能过分宽松，不能骄纵放任，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

《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当然不止以上四个方面，但仅此已足以显示其内涵的博大精深。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孙武具备令人叹服的缜密高妙的思维能力。书中的许多表述早已超越了兵家领域，而进入极具概括、抽象、辩证的哲学天地。特别是他对“形”、“势”、“虚实”、“奇正”、“专分”、“多寡”等众多范畴的阐释，使这部书的哲理成分大放光芒。这大概正是《孙子兵法》被兵家以外的众多人士所崇奉的原因所在吧。

《孙子兵法》的版本主要有《武经七书》系统和“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其中后者保留了大量重要的古代注释，经清代孙星衍整理，最终取代了《武经》成为《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系统。所谓“十一家注”包括最早的传世《孙子兵法》注释本——东汉末年曹操的《孙子略解》（即传世的《魏武帝注孙子》），以及南朝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等人的注释，加上唐杜佑《通典》之《孙子》引文注。虽然这些注本还存在不少缺点，但由于它们的时代较早，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古文异本、校说和古代训诂，具有不可替补的价值。现存重要的版本为南宋宁宗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明《道藏》本、清孙星衍校注的《孙子十家注》。其中孙本据《道藏》本，主要依据《通典》、《太平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作了订正，对十三篇经文原文也作了许多校改考辨，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读本。但由于孙星衍并未见过宋本，所以不免有些疏漏，1961年，中华书局据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影印了《十一家注孙子》，并总结吸收了孙校的成果，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孙子兵法》通行读本。1999年，杨丙安又在上述两书的基础上作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对《孙子兵法》的原文和各家注文进行校理，改正讹误共约七百余处，可以说是当前最为完善的《孙子兵法》校本。

本书对《孙子兵法》的注译、整理，采用的底本为杨丙安校理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条目分合因体例要求略有变化，个别文字与银雀山汉简本等有所不同而影响到文本内容把握的（如《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令”，汉简本作“合”），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孙子兵法》的浅见之外，也尽量充分地吸纳古往今来、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引用的书籍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5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苏桂亮主编的《新编十一家注辑本》（《孙子兵学大典》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化若的《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杨丙安的《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吴九如主编的《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军的《孙子兵法释义》（海潮出版社，1990年版）；杨善群的《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方克的《中国军事辩证法史（先秦）》（中华书局，1992年版）；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钮先钟的《孙子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零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三联书店，2010年版）；黄朴民的《〈孙子兵法〉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孙子兵法〉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于泽民的《两千年军事思想的沟通——中国古典战略今用》（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刘庆的《名家讲解孙子兵法》（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严晓星选编的《孙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在此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本书的“题解”部分，经过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刘庆先生的审阅，感激之情，必当久久留存。

陈曦

年10月

计篇

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篇》提出了统摄全书的重要理论，堪称全书的总纲。曹操解释“计”的内涵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可知此处的“计”，实即庙算，是指君臣在庙堂上的军事战略筹划。

本篇一开头便有摄人心魄的警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庙算是中国兵学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战略学概念，将其运用于军事斗争，便成为战争决策者首先需要慎重落实的一环。“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个环节将关乎战争的最终结果，庙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在“五事”的排序中，“道”位居首位，孙子将其界定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俞樾《诸子平议补录》认为孙子先言“道”，后言“天”、“地”，与《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哲理思路吻合，因此符合前人“兵家源于道德”之说。实际上，《老子》的“道”与《孙子兵法》相比，其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据研究，《老子》的“道”包含了形而上之宇宙本原、本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人类生活的准则、最高知识和智慧、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社会理想状态等诸多含义；而《孙子》此处的“道”，其内涵则仅限于社会政治领域。“地”、“天”、“道”在《老子》那里是不断递进的范畴，“地”、“天”均要遵循“道”的规律，而在《孙子兵法》当中，“道”与“地”、“天”是平行并列的，均为“五事”之一，“道”并不具有统领后两者的地位。两书所论之“道”各有不同指向，因而《孙子兵法》源于《老子》的说法即使不虚，但仅仅依据孙子此篇所论，是无法说清《孙》、《老》必然具有渊源关系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西方人到了十九世纪才由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揭示，所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孙子兵法》此篇的“道论”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将军事斗争纳入政治领域加以研究，充分显示了孙子的远见卓识。

除了“庙算”理论的构建外，孙子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兵者，诡道也。”这是他对以往战争注重旧“军礼”的一种变革与超越。春秋后期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旧“军礼”渐成虚设，诈术则大行其道。“兵者，诡道也”的命题，在为诈术“正名”的同时，也从军事斗争原则的高度，强调了实施诈术的必要。孙子进而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可谓战胜敌人、争取主动的十二条妙计，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