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魏晋文人的社会地位是依他们的门第官爵而定他们的诗文不一定

因为魏晋文人的社会地位是依他们的门第官爵而定，他们的诗文不一定特别好，但一定时期的文风潮流却是由他们领导着的。寒士要把文义作为仕进手段，他的诗文一定要能受到大家称赞，他就不能不心摹手追当时的文风。所以，士大夫们清谈玄学，文学上就会时行玄言诗；士大夫们崇尚隐遁，文学上就会有招隐诗；士大夫们的作品绮靡，文学上可以形成俪典新声的风气；士大夫文重事义，可以使文章殆似书抄。魏晋诗文的作者多在上层士大夫中，他们只是生活在公宴、游览等圈子里，因而读他们的作品，总感到时代性明显而彼此的个性不强。

三

魏晋的玄学清谈，在《世说新语》里资料很多，《文学》一篇尤其集中。

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名士群集，互相品题，臧否人物，嘘枯吹生。例如：李膺赞叹荀淑、钟皓说：“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德行》）陈蕃评周乘是：“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赏誉》）李膺被当时人品题为“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党锢之祸，很多名士杀身破族，于是一部分名士渐渐缄默了。有一代人伦之誉的大名士郭泰也闭门教授以终。黄巾起义以后，当时的州牧、郡守大多是名士，他们都善于臧否人物，称为清谈。这时的清谈仍是清议的另一种说法。曹操杀孔融，杀崔琰，放逐祢衡，尤其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不仅是曹氏党羽的何晏、邓飏、诸葛诞、夏侯玄、李丰、嵇康、吕安等，均为司马氏所杀，就是党附于司马氏的钟会，也不能免祸。只有阮籍，“言及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至慎”（《德行》）。清谈发展到此时，过去的讥评时事、臧否人物的清议的精神完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言及玄远的玄学清谈了。不过品评人物的清议形式并没有绝迹，只是这时的清议已掌握在九品中正制下的士族官员手里了。像山涛为吏部尚书，“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政事》）。

从清议到清谈，是由评论时事、臧否人物逐渐变成谈论这种评论所依据的原理原则，从具体变成抽象，从实际政治变成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从人物评论到才性四本以及性情之分。曹魏齐王芳正始以后，这种清谈已经发展成熟，“清谈”一词，就专指玄远虚胜之言，就其内容所反映的意义而论，清谈即玄学，清谈所谈的原理就是玄学的内容。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玄学思想的产生也自有其渊源。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当时还是综合名法，不废黄老，但儒家思想在学术思想中已占支配地位。东汉后期，矛盾百出，危机四伏，儒家思想的统治基础动摇了，儒家经学也或支离破碎地解释经文，或流于谶纬迷信，几已沧入末流。曹魏以来，世家大族经济日益发展，带有“自然”、“无为”对命运不作反抗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

魏晋之际的士族名士认为《周易》的“寡以制众”，“变而能通”，《老子》的“崇本息末”，“执一统万”，《庄子》的“不谴是非”，“知足逍遥”，都是对士族享有特权的有用的思想资料，因此推崇这三部著作，总称“三玄”（《颜氏家训·勉学》），这并非偶然。

清谈的具体情景，一般是名士会集，分成宾主两方，谈主首先叙述自己的论题和意见，称为“通”；难者即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为“难”。一个论题，可以经过“数番”讨论。例如支道林、许询、谢安等，聚集在王濛家里，进行有关《庄子·渔父》为论题的清谈。支道林先“通”，四座之人也各言其怀，然后谢安来“难”，结果是四座之人莫不满意（《文学》）。有时也由谈主本人自为宾主，翻覆分析义理。例如何晏为吏部尚书，谈客盈座，年未弱冠的王弼去作客，就先前别人谈过的论题“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学》）。清谈结束，有时宾主双方，一胜一负，有时不能决出胜负。如支道林、许询会集于会稽王司马昱斋头，谈论佛经义理，“支通一义”，“许送一难”，结果是难分胜负，“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由第三者来作总结性发言，如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争论而不相下，由裴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文学》）。